2018年11月3日上午,細雨霏霏的台北,國家圖書館更顯安靜肅正。海外華文女作家第十五屆雙年會議,在館裡的國際會議大廳拉開序幕。開幕式之後,第一位發言的是著名作家、也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的創始人——陳若曦女士。  

桃花源就在腳下

台灣——美國——​​台灣——大陸——美國——​​台灣,陳若曦以多產的創作踐行著她的理想,也在生命涯路中追尋著她的理想。現實中的陳若曦,始終暗戀著心中那片美麗的桃花源。她把名字“秀美”改為“若曦”,讓名字變得中性化以掩去性別的遮蔽,她的求索之路漫長而看不到邊界。

她在發言的結尾說:“尋尋覓覓,一個甲子了,而桃花源就在腳下。”

也許,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她尋找的桃花源,僅是心中美好的願景?也許,任何現實任何政體都難以完善難盡人意。但,只要精神還在,擔當的情懷還在,桃花源就在。 “桃花源就在腳下”,歷經求索的擔當者,於此發出智慧的徹悟。初心不改,日月可鑑矣!

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往往造就出作家。陳若曦的經歷昭示著她的不捨追尋。而次日發言的美國作家韓秀的被不斷拋入的經歷,本身就是一部奇書。一個出生在紐約曼哈頓的美國女孩兒,出生就被日本奶娘照看,一歲半又被收養她的美國人帶到上海,兩年後遷居北京;1960年代她下鄉到山西,1967年為躲避紅衛兵她逃到新疆南部;1978年她回到美國,之後以美國外交官夫人的身分回到北京三年,期間認識了作家沈從文;接下來是三年的希臘工作生涯,開始寫希臘藝術系列(她眼裡的希臘藝術家並非幾百年前的人,而是家人、鄰人、甚至是情人)……

韓秀,這個自打出生就被頻繁拋入陌生空間的人,這個曾經六、七歲時在上海為老舍與他的上海情人傳信的人,這個認識了作家沈從文、認識了學者夏志清的人,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傳奇的故事。 1978年,美國人帶她到她父親住過的房子(她父親1969年是美國駐熱那亞的軍事長官),她到父親常散步的小路,聞到了父親喜歡的野漿花…… 1990年她出版第一本書,至今已經出版了幾十本書。之前三十年的生活成了她創作的源泉。

她說:文學創作,現在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本書寫完,就立即寫下一本。

陳若曦與韓秀的生活歷程,不正詮釋了“性格就是命運,命運造就了性格”!

與會的她們是故事的親歷者,也是故事的創作者。每次會議,總是會有故事被再度挖掘、講述,也總是會有新的故事一重重地呈現出來。

肺腑之言——寫作的隱秘經驗

張翎的發言極為真誠。真誠既是樸摯的態度,也是思想深度的體現。張翎設問:“為什麼一直寫這類女人呢?”這個也是作家同仁及文學閱讀者希望她解答的問題。

張翎說:“從《餘震》開始,到《金山》《陣痛》《勞燕》,人們會發現我小說裡反反覆覆出現的一類人——堅韌、柔軟的女人”。她說:“我的成長中,有創傷性記憶,幾乎不能與任何人交流。集聚的暗流要有一個突口,我的突口就是——寫作。我個人的故事雖未出現在小說裡,但我的感受都會在小說人物身上出現。再者,是我家族裡女性的創傷性記憶。第三個原因與我在北美的十七年的聽力康復師經歷有關。來診所裡的一戰二戰老兵的創傷性記憶以及他們的故事帶給我的靈感。”

她還談到自己以往受蘇聯文學的影響,對“勇敢”的理解單一。現在她認為要寬泛的理解“勇敢”,為愛情——為愛人去承受去赴死,也是勇敢。她筆下的女人,身上多是有著勇敢的特質。

成功地在大陸和台灣發表了多部作品的章緣,談及自己寫小說的秘訣——追求動人的效果。她說:“動人,有時是美好的感動,有時是痛苦的觸動…… 我喜歡留白,核心的東西並不說出來。而是要通過讀者的想像,達成作者的意圖。”

吳玲瑤講,自己的書和文章都以幽默為基調。她說:“我將學習幽默作為自己人生的重要課題”。

丘彥明談到:“我的寫作屬於私載文,我從自己出發,才能寫的真、寫的深。”

顏敏如談及自己的寫作:“在瑞士寫作,就像一個人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視野非常開闊。”她說,她寫作的挑戰源於陌異視聽的催動。

每一個作家,都是獨特的“這一個”,分享彼此的切身體驗及創作的訣竅,其欣悅是任何快樂也不能取代的啊。

在寫作中還鄉

寫作與還鄉,可以說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經久不衰的話題。還鄉,何嘗不是文學的母題?對家園的守望,對家園的尋覓,幾乎貫穿著古今中外的文學創作。人是要安頓自己的,從身體到靈魂安頓自己。即便從未離開過家鄉的寫作者,也同樣徘徊在有鄉與無鄉、他鄉與故鄉之間。

華語文壇施家三姐妹同台出現——大姐施淑主持,兩個妹妹施叔青和李昂分別作了《在寫作中還鄉》,《只有跨境,沒有離散》的發言。她們再次聚焦了這一文學主題。

張純瑛發言講到:“我生長在台灣,那時的流行語“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那個年代台灣人流行去美國留學定居,海外華人的作品也很受關注。現在台灣人對海外留學興趣不那麼大了,想去美國買張機票觀光即可。文學作品的價值是普世性的而非區域性的。經典的作品如《荷馬史詩》、《詩經》等,在後世人看來,其給予的信息和啟示具有同等的價值,其藩籬消失了。所以,不必刻意讓作品在台灣或某地發表,應長久放大來看。

吳婉茹以自己主編《北美世界日報》副刊的十幾年經驗談及,以往受副刊關注的海外留學題材、根移文學題材已經不再受青睞,稿子的質量才是選用的關鍵。

顯然,樹立精品意識,成為與會者的共識。

朱立立總結說,社會學家認為,二十一世紀是移動的世紀。當今,海外作家的定義已經模糊了,海外作家的身份感也不那麼強了。但是,在地域的移動中感受分離、失落、撞擊,經歷一次次的陣痛,則助於產生有價值的作品。

今天的我向昨天的我挑戰

“今天的我向昨天的我挑戰”,這是張鳳的發言裡很有份量的一句話。已經出版了《哈佛心影錄》、《哈佛,哈佛》、《哈佛問學錄》等著作的張鳳,依然保持著問學的謙遜。她說“保持純樸、質樸、公正,寫出的東西自會不同。”在哈佛三十年,她“學會了寵辱不驚,美人之美。”她說:“專心做簡單的事,就會不簡單。 ”張鳯幾十年如一日的自我鞭策以及她的雅而正的處事做人,成就了她的寫作。

陳謙發言講:“如果不到美國,我可能就不寫作了。到了美國,就有了寫作的需求。我在美國做工程師,做芯片設計,每天周圍人談的都是誰暴發了掙了多少錢,我感到困惑,就開始寫作。我的第一部小說的女主人賺了錢,要追求更有靈性的生活。後來我二十年沒有再寫矽谷。後來喬布斯上來了,矽谷又出現熱潮。這時我碰到一位又回到美國要繼續創業的女士,我問她,你已經很有錢了,為何再去創業?她回答:'我要追求櫻花般的生活'。於是我又寫矽谷了,寫新一代人的夢想,寫新科技對人的隱私的侵犯。”

無論是內在的動力還是外在的驅動,從與會的她們這裡,我時時感受到她們身心洋溢的青春光芒(雖然她們大都不再年輕)。她們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夢想的桃花源。作為中國大陸的應邀參會者,我再一次分享了她們的創作及她們的風采。而這次聚會,更讓我出乎意料的是她們寫作上的精進意識。寫作早已成為她們存在的方式和意義,她們不懈地朝著這一終極的人生目標邁進。

每一次會議,都是心的交融與文字的砥礪,是互動的生生之力的催動!2019年新的一頁開篇了,2018年台北的姐妹們的音容笑貌彷彿還在眼前,春風春雨般滋潤著心田。

會議結束,我帶著十幾本與會姐妹們的贈書回到上海。它們現在還擺在我的案頭,默默地向我提示著什麼。有趣的是,從台北回來這些天,我竟幾次想起家鄉人對文字的敬。長輩們講,鄉村裡的百姓,從來不隨意丟棄印著文字或者寫著字的紙張,總是把它們規規整整存起來。識字的還是不識字的鄉民,都對文字懷著敬畏的心情,一種近乎圖騰崇拜的心情。想到這些,我作為一個寫作者,作為她們中的一員,欣慰之情油然而生。

(本文作者為文藝評論家,曾任大學教師,編輯等,現居上海。為自由撰稿人,主要從事文學評論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