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當代海外華文壇,“新移民文學”的崛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學浪潮。如何評價和辨析?本文試圖站在歷史時空的宏觀坐標上,探索它的縱向源流,並捕捉它在橫向坐標上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現實意義。

引言:

任何一個文學浪潮的興起,都有它深刻的歷史背景。當我們面對世紀之交風起雲湧的“海外新移民文學”的時候,只要回首百年歷史,就能聽到那真切的歷史鐘聲的迴響,就能看到那清晰可辨的血脈源流。

追溯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長河,一個源流在東南亞,一個源流在北美。這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文學發源地。東南亞華文文學和北美華文文學,兩者的政治文化經驗相當不同,其經驗不同主要在於華人對當地文化的體認,前者是亞洲內部的融合,而後者是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跨越。相對來看,北美華文文學的變化和發展比起東南亞華文文學要顯得更加豐富和多姿。

如果以北美為例,最早的源頭則是十九世紀中葉的詩歌和民謡,包括人們後來在美國“天使島”的牢房牆上發現的中文詩文,可說是早期移民情感的直接抒發。這一源頭,貫穿在整個二十世紀,便是“草根文學”的創作浪潮,並發展成為美華文學的重要一支,其特質就是表現海外華人特別是底層的華人在美國幾代拚搏中所經歷的血淚悲歡,代表人物就是“金山作家群”的創作。

海外華文文學第二個浪潮是二十世紀中葉之後,以北美地區為代表,先是四、五十年代一些從中國出來的留學生,學有專長卻家國如夢,筆力雄健且思慮沉重,當時由林太乙主編的《天風》雜誌上發表了不少留學人的作品,主題多徘徊在“去”和“留”的掙扎,可說是海外“留學生文學”的初試啼聲。

到了六十年代,台灣掀起“出國潮”,湧出一批年輕而成熟的作家,於是有了以於梨華、白先勇、歐陽子等為代表的“紐約客系列”,其作品充分表現出留學生文學所具有的基本特質,在“無根”的精神痛苦中,在“接受與抗拒”的文化衝突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同時在事業、國家、愛情、婚姻的漩渦中走進了“移民文學”的前沿,由此創造了海外華語文學的第二個高峰。

八十年代初期,當代中國大陸的海外留學生,帶著自己紛繁各異的自身經歷,滄桑深厚的文化印痕來到海外。與現代史不同的是,當代的留學大潮主要是雲集在北美,而不是日本、東南亞和澳洲、歐洲。據統計,僅從1978年到2007年底,中國大陸赴北美留學的人數就達121.17萬人,遠遠超過赴歐洲、澳洲、東南亞、日本的人數總和。

這股“新海外文學”,發端於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濫觴於九十年代,成熟於本世紀初。他們猶如割斷了母親臍帶的孩子,先有陣痛,還會營養不良,但是他們很快就成長起來,並且學會了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經歷了近三十年的沉潛磨礪之後,從早期的“海外傷痕文學”描寫個人沉淪、奮鬥、發跡的傳奇故事,逐漸走向對一代人歷史命運的反思,以及對中國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尋,進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開了對生命本身價值的探討。

或許是時代的變化,或許是心智的成熟,比諸上一代作家,在洶湧而來的西方文化面前,他們顯得更敏感更熱情,同時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們減卻了漫長的痛哭蛻變過程,增進了先天的適應力與平行感。他們濃縮了兩種文化的隔膜期與對抗期,在東方文明的堅守中瀟灑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們中很快就湧現出一批有實力、有創建的作家和寫作人。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能聞到東西融合的氣息,也能觀覽到“地球人”的視野與感覺。

海外華文學的百年歷史長河,一直是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戰”“交融”狀態中遞進地成長,同時也是繼承了“五四”新文化所開創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它的可貴,首在解放了心靈,卸下了傳統意識形態的重負,因此而能坦然地面對外部世界,並冷靜地回首歷史。這些作家,不僅僅是要告別“鄉愁文學”的囹圄,更還有對“個體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新移民文學”的誕生和成長,既是在前人的足跡上,也是一種新局面的開創,承前啟後,被譽為是海外文壇的“第三次浪潮”。

“新移民文學”的主要貢獻

縱觀海外新移民文學的創作,先是有八十年代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北京人在紐約】為代表的草創發軔期。九十年代初期,以查建英、蘇煒、閻真等為代表的“大陸留學生文學”為先聲,之後有嚴歌苓、張翎、虹影等的扛鼎之作誕生,海外新移民文學開始向縱深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無論是生活積累的廣度和深度,還是表現在文學精神的覺醒與昇華,海外新移民文學開始具有自己成熟的個性並出現其代表性作家。

“海外新移民文學”,從橫向全球看,是與東南亞文壇完全不同。縱向看,又與老僑文學、台灣留學生文學區別開來。明顯以北美新移民文學為主要代表。
辨析海外新移民文學的思想浪潮,總結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學特質,尤其是對當代中國文壇的貢獻,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正面書寫異域生活的文化衝突;

“新移民文學”的異域書寫,從早期八十年代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北京人在紐約】,到查建英的【叢林下的冰河】、蘇煒的【遠行人】,再到閻真的【白雪紅塵】,同時還有嚴歌苓的【少女小漁】、張翎的【望月】、虹影的【阿難】、程寶林的【美國戲台】、盧新華的【細節】、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堅】、沈寧的【走向藍天】、范遷的【錯敲天堂門】、宋曉亮的【湧進新大陸】、陳河的【致命的遠行】等,其主要的精神特徵,就是正面表現異域世界的文化衝突,或成功、或失敗,都是一種浩然前行的勇氣和探索。

進入21新世紀之後,正面書寫異域生活的文化衝突則更多表現在情感生活的焦慮之中,如孫博的【茶花女】、李彥的【嫁得西風】、融融的【夫妻筆記】、陳謙的【愛在無愛的矽谷】、呂紅的【美國情人】、施雨的【刀鋒下的盲點】、曾曉文的【夢斷德克薩斯】、沙石的【玻璃房】、魯鳴的【背道而馳】、瞎子的【無法悲傷】等,各種情感經歷的苦樂悲歡,構成了當今海外情感小說的博大空間和人性張力。

文學需要積澱的內力,需要對現實的穿透力,需要回到自己靈魂的根。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加拿大作家張翎的長篇巨作《金山》,一個古老的文學題材,在張翎的筆下卻達到了異域文化衝突的新高度。這部關於19世紀末加拿大中國勞工的悲壯家族史小說,其實是一部中國人的海外秘史。所謂“秘”,正“秘”在心靈。中國人的靈魂,古往今來,最深的根就是對“苦難”的“忍耐”。一個“苦”,一個“忍”,被張翎寫到了極致,也寫出了“人”的極限,或者說超出了“人”的極限。那主人公方得法在海外的生活以及妻子六指在廣州鄉下的苦難並無二致,所謂的“金山”,幾百年來就是中國人的泡影,是活下去的希冀,也是歷史的虛妄。

張翎的這種異域書寫既是跨海的、跨種族的,同時又是“鄉土”的,但她超越了純粹意義上的“鄉土作家”。她的精神骨髓裡既有基督文化的“原罪感”和寬恕,也有張愛玲的生命無常和荒涼,她有《紅樓夢》的心平氣和,也有著伍爾夫式的倔強和獨立。張翎所建構的陰柔婉約的女性敘述方式,在根本的意義上是對悲憫現實的人類醫治。

二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進行獨特的中國書寫;

近年來,人們更驚喜地看到了新移民作家的“中國書寫”大放異彩。如嚴歌苓,不斷穿梭在“海外”與“本土”之間。嚴歌苓渴望在多年的“離散”與“放逐”之後重新回歸“中國書寫”,推出一部部震撼之作。轟動文壇的《第九個寡婦》即是她“回望鄉土”、重新“抒寫歷史”的一聲號角。《第九個寡婦》之後,嚴歌苓再推出更為神奇的《小姨多鶴》。這部長篇所講的故事已不僅僅是跨“歷史”,而是跨“國籍”,被評論界譽為是一曲“刀尖上的舞蹈”。因此,人們發現,嚴歌苓的創作,已經跳出了所謂的政治判斷,即所謂的“是非觀”的判斷,無論是【第九個寡婦】裡的王葡萄,還是【小姨多鶴】裡的竹內多鶴,她要表現的是一種“個體”生命的存在形式。嚴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時代,她要在“人性與環境的深度對立”中,展現出“文學對歷史的勝利”。她注重個人,而不是把國家、民族放在第一位的,他們在乎的是怎樣對個人的關懷。這種西方人文主義的觀念深深地影響了嚴歌苓,遂使得她筆下的文字不僅浸染了西方小說的細膩和情緒流動,而且在審美判斷上徹底脫胎換骨,從而與國內的作家完全不同。這種離開了中國的文化背景、又處於異國文化邊緣的身份,正是使得海外作家獲得了一個嶄新又奇妙的空間。

關於“中國書寫”,虹影的《饑餓的女兒》不可謂不是經典之作。這個從川南重慶的江邊走到倫敦泰唔士河畔的中國女人,在她心靈流浪的途中,她說“自己曾經被毀滅過,但後來又重生了”。虹影這裡的“重生”,是來自新世界的“光”。在【饑餓的女兒】裡,虹影寫自己的靈魂,寫自己的身體,甚至鮮血淋漓,她卻不怕痛,因為她知道自己是在與一個時代一起受難。成名作【饑餓的女兒】,正如西方評論界所說:“這本書屬於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在最終意義上,屬於一個民族。” 從《饑餓的女兒》裡面的長江,到《阿難》裡面的恆河,虹影所思考的並不是個人的痛苦和哀傷,而是一個民族在苦難中尋找的悲歌,甚至是世界性的“大流散民族”的文化哀歌,更是對人的命運在現代時空下處於“流浪”狀態下的掙扎思考。對比國內的作家,虹影的了不起正在於她敢於直面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真實世界的勇氣,她的無畏和徹底,堪為一道令人驚嘆的彩虹。她的作品中所充滿的那種可貴的懺悔精神和洗滌精神,既是為她自己,更是為了我們的時代。

由此可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迅疾成長的海外新移民華語作家,他們無論在心靈的洗禮,還是在現實的挖掘,或者在人性深處的“抉心自食”,都正在展現出不同尋常的精神風采,他們的努力,正在形成當代中國文壇一道可喜的風景線。暨南大學著名學者饒芃子教授對此做如是評價:“海外華文創作的主要特徵就是心靈自由和想像力的釋放。這種心靈自由和超越想像力,使他們的體驗可以深入到歷史和人性的深處……”。

結語:海內海外的新世紀交響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文壇正在出現“新世紀文學”的多重交響。傳統作家與民間作家對峙,年輕一代與文壇宿將較量,市場文學與嚴肅文學並存,尤其是海內與海外的激勵互補,共同創造著當代前所未有的多元性文學局面。

面對著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當代作家將如何衝出當代文學的精神困境?顯然,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性”的參照語境,同時更需要那種來自“內部”和“外部”的突破性力量。這個“內部”的力量,也許就是在當代民間日漸雄渾的“網絡文學”,而那種“外部”的力量或許正包括近年來在海外異軍突起的“新華人文學”。這兩種特殊的力量,正在給中國的當代文壇帶來精神氣質的改變,並將深刻地影響著當代文學的未來。

海外作家的優勢就在於自由的心靈,寫作與謀生無關,因而不需為稻粱謀。海內作家的優勢則在於母文化的豐盛土壤。如此看來,海內海外的作家就有了相互激勵的條件。

“新移民文學”顯然是海外華文文學長河中的一個階段性文學思潮,也是一個過渡性的概念,但有其特定的內涵和外延,主要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負笈過海的第一代新移民所產生的特定文學。“新移民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除了“異域書寫”和“中國書寫”之外,還將在中西文化的大融合中繼續展開對生命價值的探討,從而將海外移民文學的跨文化主題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