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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書寫的新視野
- 范銘如
女性一直在寫作，不管有沒有被認可，不管有沒有被注意。女性在歷史的長河裡默默筆耕一直到了關鍵而幸運的二十世紀，從世紀初女作家以「奇花異卉」之姿躋身文壇，到世紀末女性文學已蔚為常態。女性不再需要為自己會寫作、愛寫作而感到抱歉，女性文學的傳統已經初步被建立了起來而且成為美學典範。終於，女性有了自己的寫作傳統可以參考援引，不必只向男性文人學怎麼寫文章。甚至男作家反過來要向女性偷師如何寫新詩、散文和小說。這座文學寶庫是靠山，也可能是跨越的障礙。站在母姊的肩頭上，新一輪太平盛世裡的女性不免產生影響焦慮，然後呢？接下來呢？女作家還能寫出什麼傳奇？
女性被消音太久，因此過去數十年間，女作家很努力在他的歷史裡面加入她的歷史。女作家踴躍地訴說自己生命的故事、家庭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國族的故事，也勇於介入公領域表達小女子的史觀。不論是婆婆媽媽、姊姊妹妹的，還是不同社會弱勢的經驗心聲，都能在女作家的筆端下有著傳神而豐富的描述。女作家也不再拘泥於男性過往的創作模式，不斷地從女性生活、生理和文化中尋找更契合的再現方式。從題材的開拓到形式的實驗，女性文學已經有長足的進展，但已開發的還可以再推陳出新。瑣細的可以再瑣碎，宏觀的不妨再博達，先鋒前衛、頹廢華麗的強度都有朝極限測試的未來性。
不可諱言的是，隨著八○年代以後論述圈內對女性文學的重視，女作家由於希望被注意到，或希望積極地爭取詮釋權，開始跟隨大論述的視角去寫一些熱門的議題。以前女作家被認為是邊緣，被排除在時代論述以外。但是這些沒有功利心的文本其實蘊藏著許多珍貴的資源，對社會和主流文學的反思批判，蘊涵新一波文學革新的元素。一旦向主流靠攏，就失去了女性文學的自主性，反而喪失自己的優勢。
其實女性經驗本身還有取之不竭的資產，只要反求諸己就是文章。舉例來說，相較於女性對生命史和家族史這類時間敘述的熱中，空間的問題就較少被著墨，但是明明女性跟空間的關係很密切。我講的不是閨閣跟女性、也不是女性要擁有自己的房間等已知的層面。傳統上女性很擅長寫家，後來也積極地寫國，在這兩個最極端的空間之間還有大小範疇和功能不一的空間，如鄰里、社區、公司、親屬空間。每一種空間都有許多有形無形的編碼，規範人的言行舉止以及責任價值，尤其女性往往是這些空間文化裡嚴格規範以及加重責任的對象。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套疊著許多層的空間在移動成長。這些空間文化建構我們的習性、主體性與身分認同，彼此可能是相輔相成也可能是矛盾對立的。
我見過許多職業女性，工作需要常常出國出差。白天在會議場合裡專業理性，議論起來完全不讓鬚眉，但一回到飯店就急著打國際長途電話問家裡有沒有事、叮囑寶寶要吃飯要關妥水電瓦斯，寶寶都上大學了。還有一些姊妹淘揪團去度假，明明嚷著要拋家棄子放自己一個大假，一路上卻都忙著給家裡老小買禮物。看到國外漂亮的飾品文物就想著自家的擺設可以怎麼怎麼改良，甚至不辭辛勞地把異國情調給扛回家。這些普遍的現象難道只是因為女性就是想不開？還是說現代女性還未解放完全嗎？
從女性具體的生命經驗來解釋，我們從小就被要求多待在家裡、多分擔家務，而我們即使待在家裡也要有規矩，像我們在外面一樣。如果結婚以後，女性在負擔夫家家務的同時還不忘對娘家的職責，常常擔心爸爸媽媽。我的已婚友人說她最討厭過年，因為年終的時候她要打掃自己家，除夕到元旦她得在婆家把一年內媳婦該表現的賢惠密集地表演完，初二回到娘家還要趁機照料一下父母的需求。小夫妻獨立在外居住是許多已婚女性夢寐以求的狀況，但這理想的代價卻是三個居所的責任。不只是家，女性還要負責敦親睦鄰，所謂社區媽媽、導護媽媽，女性除了幼吾幼以外，還兼護起許多鄰里安全的義務工作。直到現在，家庭裡以及地方上許多傳統的祭祀儀式還是依賴女性準備；女性生男孩或女孩，還是要讓鄰居親友們分享紅蛋或油飯，左鄰右舍公開地討論女性生殖的話題。女性一直被綁在大大小小的空間裡。
我們從家裡走到學校、走到異鄉、走進職場；我們組織另一個家庭、旅行過一個又一個異國。彷彿帶著一個個無形的殼，我們總是帶著前一個空間的知識去理解下一個空間，又藉由後來的空間重新認識之前的空間，不斷地調整安頓我們在世界裡的位置。我們隸屬的空間身分和職責有時候能夠彼此協調加乘，有時候卻是導致衝突和痛苦的來源。比如所謂的台灣人，可能是出生或移居來台灣的人，from和in是不同來源，這就導致書寫觀看角度的差異。就海外華人女作家的身分來說，這個詞彙也是空間決定論，指稱現在不居住在母國的創作者。那她們跟新舊家的關係如何？她們跟新舊空間的文化如何協商？行萬里路的現代女性，身上是否依舊背負著層層的殼、穿梭在空間版塊間的夾縫？萬端心緒，只有深得箇中滋味的人才能幻化出生動深刻的篇章。
華文文學圈有這麼龐大的人口和幅員，傑出女作家這麼多，整體素質也很齊整，遺憾的是至今享譽國際的華文女作家並不多。我相信這是新紀元裡華文女性書寫可以達成的高度，也熱切期待各位的生花妙筆畫出驚喜連連的時空。
（作者為台灣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原載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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