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文學與生命的終極價值
徐小斌，中央電視臺編劇，名小說家
我們這次有個關鍵字叫做跨界。這也是現在很時髦的一個詞，當然，跨界早就有了，卡夫卡學的是法學，魯迅學醫，愛麗斯漫遊奇境記的作者是數學教師，村上春樹也是學的理工。我們新近的諾獎得主莫迪亞諾，更是跨界的先鋒，早在九十年代就與新浪潮電影的鼻祖合作創作了一部電影，這部電影獲得了第47屆奧斯卡獎，後來他還當過演員，做過戛納電影節的評委。
這一切說明了我們人類有著自己也不知道的潛能。遺憾的是，絕大多數人從生到死，並沒有開鑿出自己的潛能，生命的潛能就這樣浪費了。有位元生物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他發現人類從生到死，幾千億個腦神經元只用了不到20%，這是人類潛能的巨大浪費。特別是對於作家來說，其他領域往往會滋養我們的文字，對我們的寫作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這也是我本人的一點體驗。
2009年，我的長篇小說《羽蛇》在紐約的出版社西蒙˙舒斯特出版之後，鳳凰名人面對面的許戈輝採訪了我，她說，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讀者可能不知道你是誰，只是文學圈裏的人才知道。當時我給她講了東歐一位女畫家的故事，這位年輕美貌的女畫家，在她二十九歲那一年自我封閉，用了一生畫了一幅畫，叫做玫瑰，全部用各種層次的灰色。由於油彩太厚重，最後參展的時候，油畫變成了一尊雕塑，但觀眾反應平平，因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從古典時代變成了POP時代，可是她的反應非常平靜，說：這就是藝術，這就是人生。
我要說，這才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對待她的作品的態度。
作為作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們究竟是要為所謂世俗的成功出賣自己，還是如印度玄學大師薩古魯‧加吉‧瓦殊戴夫說的：「人生最重要的意義是最大限度地超越自己。」我的選擇，當然是後者，這樣的選擇自然與跨界有關。
中國大陸作家有很多人都實現了成功的跨界，譬如賈平凹，他在寫作之外的繪畫和書法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再譬如張承志，他無比熱愛梵高的畫，後來自己也開始畫，畫得相當有力量；還有劉恒，他寫小說的同時寫了大量優秀的劇本，像《集結號》等等，都是他寫的。張潔，也是在業餘時間畫畫，越畫越好。他們的跨界都對寫作有大量的營養。今天在坐的席慕蓉老師，也同時既是詩人又是畫家。
而我，從一九八一年到現在三十多年的寫作，簡直就是一部不務正業、現在美其名曰叫做跨界的歷史。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被父母說成不務正業，因興趣愛好太多，好奇心特別強。我小時候特別愛讀小說。最小的時候父親天天給我講童話。《海的女兒》曾經讓我哭得不行。再大點，看《紅樓夢》。12、3歲，外邊高音喇叭震天價響的時候，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看父親的藏書。《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牛虻》、《前夜》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讀完的。我寫了一篇叫做《雛鷹奮翩》的小說，寫的是一對少年男女朦朧的愛情故事，成了我們交大學校大院的一個手抄本。這是我真正的處女作。
但是文革把一切夢想都毀了，我去了黑龍江，在黑龍江我幹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為生存而掙扎。最讓人震驚的是，即使是在那樣苦難的環境，大家仍然有精神上的需求。夜晚，全排38個女孩圍著那一爐火，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聽我講故事。我把所有的故事都講完之後，因為不忍心讓大家失望，只好強迫自己編故事——這，大約就是寫作的前奏吧？
真正的小說創作開始於大學二年級。當時我做刨工，只有每次在夾著刨件的幾分鐘裏複習，非常艱難。我報的專業絕大多數是文學，卻偏偏被唯一報的一個經濟院校--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錄取了。接到錄取通知書時人家都歡天喜地，我呢，大哭一場，覺得從此與熱愛的文學藝術分手。
但是沒想到，轉折來了。
大學二年級，加了一門基礎課叫做漢語寫作，由一位新調來的老師講授。頭一次上課讓我們每人寫一篇命題作文，題目叫做《暑假紀實》。結果，全班四十個人他只給我一人得了優。我寫的是杭州孤山放鶴亭，他的評語寫道：「文章有才氣，虛實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與不似之間’或可解……」後來那老師對我說：「你何不寫小說？你是個潛在的作家。」事隔不久，漢語教研組一位姓杜的老師找到我，向我索要一篇小說。誰知這篇習作後來竟登上了《北京文學》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欄的頭條，還配上了很精美的插圖。我驚喜之餘又寫了第二個短篇《請收下這束鮮花》投給我當時最喜愛的刊物《十月》。小說情節很簡單，寫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愛上了一個青年醫生，後來醫生得了絕症，在彌留之際，小女孩冒著大雨趕去看他，那醫生卻早已不認識她了。完全寫小女孩的內心活動，這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是很特別的。因當時都是尋根、知青、傷痕文學等等。這篇小說後來獲了1981年《十月》首屆文學獎。從此，我便穿上寫小說這雙「紅舞鞋」，再也脫不下來了。
《河兩岸是生命之樹》是我生平第一個中篇，1982年寫的，正當畢業分配之際，別人寫論文，我寫小說。
總之，沒有背景沒有家世沒有關係沒有後門，是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傻呼呼地憑著年輕的莽撞和笨拙的真誠，闖入了文壇。要感謝的是那時的編輯，感謝他們在一大堆自然來稿裏發現了我，說到底，要感謝的是那個年代，是那個年代的純粹。
這個，應當算是我的第一次跨界經歷吧。經濟學給文學的營養應當是邏輯思維，小說裏大量需要形象思維，但是也需要邏輯思維，特別是小說的結構。還有理工科的那種思維，在寫小說時幫了我不少忙。譬如有一部小說的開篇，全部小說完成之後，怎樣也寫不出開場白，還是受到物理學耗散結構的啟發，才有了現代分形藝術的想法。
第二次跨界，是從文學到影視的跨界。
八十年代是百廢俱興的年代，電影亦如此。那時知道了有「第五代導演」之說，神奇的是我剛剛知道了這個，便與《一個和八個》的導演合作了一把。片名叫《弧光》。是根據自己的小說《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改編的。寫一個被世俗社會認為瘋了而實際上只是不願因循傳統思維的女孩子。《弧光》正式公映的時候是1988年，當時我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經濟系任教。此片獲得了莫斯科電影節獎，校長問我對學校有何要求，我毫不猶豫地說，希望能轉到中文系，校長很痛快地答應了，我終於真正進入了我熱愛的文學領域。
199年，第四屆青創會期間，中央電視臺電視劇製作中心的人來找我，對我的第一部長篇《海火》有興趣，想改編電視劇。《海火》並沒有通過電視劇中心的審查，但是卻給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跨界機會。
文學是個人化勞動，而所有影視作品，都是編劇、導演、編輯、策劃、出品方、投資方互相妥協的結果。但文學和影視最有魅力之處就是：細節的魅力。有時候你可以把一部書、一部電影忘了，可是無法忘掉其中的細節。這方面我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譬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電影《鋼琴教師》等等。
跨界電影，對於文學是很有營養的。有時候電影裏的某個細節、某個構思，或者某個畫面，特別是那些帶有懸疑性質的電影，它的出人意料的橋段就能給你帶來小說構思上的聯想。還有手法上，譬如我的有些敘事方式就借助了電影裏鏡頭的切換，變焦，特寫，定格，等等，因小說背景的反差太大。其實我寫的時候倒並不連貫，就像一個個獨立拍攝的畫面，這樣可以保持最鮮活的原生態，最後再通過後期剪輯把它連貫起來。如果用順時空寫作，大概得寫一百萬字，完全沒有必要，那是向讀者倒垃圾。
我的第三次跨界經歷有關美術。小時候我最喜歡的是畫畫。十三歲的時候正式拜師。老師是中央美院國畫系的一位教授。那時候我開始看一些在那個時代被禁錮著的西方畫冊。有一幅畫一下子吸引了我：是莫羅的《幽靈出現》。畫的是莎樂美與施洗約翰的宗教題材畫。以一種金碧輝煌、絕頂美豔又絕對惡毒的形式走入我的夢境。在那之前，我喜歡畫古代仕女，而在此之後，我開始畫一些稀奇古怪的畫。其中有一幅畫是《阿波羅死了》，月亮女神狄安娜雙手捧著太陽神的頭，天空上的太陽是鏤空的，後來這幅畫被我伯父母看到，痛斥了我——當時的畫都是工農兵。
我學的是經濟，卻走上了爬格子的路，後來又搞影視，搞美術…可謂雜亂無章，無「正業」可言了。可是，生活卻因此而豐富起來，生命卻因此而鮮活起來，這不務正業帶來的一切，值了。
世上一切學問、藝術都是相通的。舞劍和繪畫有何關係？而吳道子觀斐民舞劍竟「揮毫益進」；聽水聲與寫字有何關係？而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草書益佳」；更有打球築場、閱馬列廄、華燈縱博、寶釵豔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勻……這些與寫詩有何關係？而陸遊卻因此「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無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
文學之外的一些其他門類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滋養了我的文字。譬如，畫家羅伊、德爾沃、巴爾蘇等神秘現實主義畫家對我有一定影響，主要是在文字的感覺上。可以說我對文字有種迷戀，在一篇隨筆裏我談到這個問題。我覺得文字本身是有色彩的，譬如我們畫油畫的時候，鈷藍和鈷黃碰到一起，變成了一種說不出的綠，既不是墨綠翠綠也不是碧綠蘋果綠，非常神秘，好像只要細細看，就能看出數不清的顏色，那其實是一種過渡色。《雙魚星座》等使用的就是過渡色，與早期《河兩岸是生命之樹》的單純色很不同了。歌德在《色彩論》裏也說過一件奇怪的事：歌德久久看著一位紅衣女郎，但是她起身走後，她身後的白牆上呈現的是海水綠色，由此發現「補色原理」。在小說中嘗試了補色，不是刻意，刻意就沒意思了，複雜到了極致便成簡單，單純的墨可分五色，每一個字都可以達到意外的效果。寫舊時代用一種語言，寫到現代又用另一種語言，兩種語言實際上互相補色。
真正好的小說有一種混沌、多義之美，完全說不明白，貌似游離無用，卻在不經意間，呈現出一種高級的美。這是極難拿捏的。如同國畫的留白，於微妙中感知難以傳達的美麗。為達到這個境界，我們一定要不斷更新我們的知識結構，敢於不斷否定自己，敢於變化，敢於跨界。雖然這樣的人生與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將像飛鳥一般，既享受天空的輕靈高遠，又享受大地的博大深沈。在他不斷掙脫常軌的瞬間，他將不斷地超越自己，他的生命將不斷爆發出美麗和輝煌，也因此，人這個生命有機體，他的腦神經元將不會浪費，他的潛能會得到巨大的發揮。我想，在他的墓碑上可以驕傲地刻下這樣一行字：他，活過了。
我想，比起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學，這才是真正的作家應當追求的寫作與生命的終極價值。
